高杠杆股票配资平台茶科所、茶场正式分家

书香遵义 • 全民阅读

图片 叶意摄

说起湄潭象山金三角茶文化之精髓——民国中央实验茶场，不得不说该场开拓者张天福以及四位杰出的领导人刘淦芝、李联标、林刚、朱源林，可称之为开拓贵州茶业的“五元老”。说到贵州省茶叶研究所，不能不说德高望重做出重大贡献的四位学科带头人——邓乃朋、夏怀恩、刘其志、王正容，其业绩或传记都有浅陋报道。因工作关系抑或多年近邻，笔者与刘其志先生走得甚近，也是在同一单位共事最久的人，长达半个世纪。笔者从1957年到省茶试站，分在制茶组，当时刘老已是育种组负责人。1973年，茶科所、茶场正式分家，刘老仍是育种研究组负责人，并已是省内著名茶树育种专家了。

这30余年一路走来，对刘老来说真的不容易。不要说中专、大学了，他就连初中、高中的门槛都未进。当时，他的父母在遵义新舟小街上做小商贩度日，1941年春才18 岁的他，就进入中央实验茶场制茶训练班，从学员、半工半读见习生、助理技术员、技术员、助理研究员到高级农艺师、研究室主任、农业部茶树良种审定委员会成员，靠的是良师熏陶、苦读实干、实践积累，可谓是中国茶叶科技界的一位传奇人物。

省茶科所茶学家刘其志在核桃坝茶园进行技术指导

那时，中央实验茶场科资阵容强大，有一批著名专家学者给学员授课并身传言教。第二年即1942年，他因品学兼优留场，最初师从浙大农经系高材生寿宇，曾参与最后的“湄潭茶产调查”，边干边学，了解茶园调查的基本方法。后来，寿宇离场去沪，刘老又跟随清华袁可尚(总务兼资料室主任)，参与资料性工作。袁回浙江后，刘老又师从技术室主任李联标，用心学习茶树育种的基本试验研究方法，李先生是他的育种启蒙老师。李先生严谨治研，循循善诱，刘老受其熏陶颇多，难怪英国谚语说“一位好教师，胜过万本书”。李赴美留学后，刘老又师从金陵大学才子徐国桢技士，继续参与育种和制茶研究。那年刘老已基本学到一手育种、制茶技艺。抗战结束后，下江科研人员基本离场另谋宏图，刘老正值青壮年，已能承担育种的研究任务，多年来又受到了实干家朱源林场长的熏陶与教诲，直到新中国成立由开始实验场改为茶试站，刘老已成熟独挡一面，主持整个育种研究与繁殖示范工作，悉心专注于黔湄系列的新品种研究。

有时，品比的良种要进行品质鉴定，需制成红、绿茶小样，刘老不在所里，他很腼腆，前先未与吾协商，而是由课题组其他成员来找我协助制作手工红茶小样。几十年来，从未听到刘老大声说话或批评别人，能自己做的事尽量自己动手完成，不轻易去麻烦别人。甚至退休后，其妻半身不遂要坐轮椅上街，吾与刘老都住二楼同一楼梯口，他推出轮椅一人下不去，也不随便请人帮助，每次都是刘妈在门口喊吾，一喊吾就出来，帮助稳住轮椅一格一步下楼。其实吾离他家最近，又是几十年的师友，帮一下是应当的，但刘老想到的是吾妻也患风心病，脑血栓后遗症，经常叫吾不妥。刘老这种一心为茶，宁负自己，不负于人的人品值得学习缅怀。

在茶研所、茶场都知晓刘老子女7人，家境较差，但从不叫苦和要求组织上补助。他一身清苦俭朴，一发工资全部上缴，身无分文。他喜欢抽烟，其妻每月规定仅买三条较差的香烟，一天一包，是他最大奢望。曾记得1958年春，茶工厂新厂房(即今贵州茶博馆办公处)建成、永兴新辟茶园陆续开始投产，但大型制茶设备尚未到位，当时领导就派我们二人去浙、沪催货，刚到杭州，正值端午，吾刚工作工资不高，刘老虽高一点儿，但负担较重，他叫吾上街买4个粽子，等吾回旅馆，他已泡好二杯茶，这就是过节。

曾记得1964年，面上“四清”开始，我们又一起下到安顺县二铺区大西桥公社大寨大队第三生产队。名曰蹲点示范搞样板，其实就是下乡劳动接受再教育。当时7人中，刘老是所育种研究组组长，夏老是植保组长，邓老是栽培组长，还有二人是研究土壤的，笔者是制茶的，尚有一名工人代表，白天跟社员一起劳动，晚上一起挤在一户农家的10多平米的阁楼地板上，整整2年，朝夕相处，未见三位老人有任何怨言。一到晚上，社员们还要用手工炒制绿茶，笔者是制茶的，又兼任生产队副，刘老他们都比吾大10多20几岁，就安排他们休息。每当笔者夜深回屋，未想到刘老他们都未入睡，在黯淡煤油灯下苦读，真令人感动。后来才明白，刘老忙中偷闲，遣发光阴，正在苦读修炼古地质、古生物、茶遗传育种、茶树资源，为1966年第一期《茶叶科学》撰写“茶的起源演化及分类问题的商榷”做多年的呕心沥血的准备啊。这篇敢人为先的重要论文，在中国最具权威的《茶叶科学》刊物上发表后，当时对中国乃至全球茶界都具有振聋发聩的影响。就是在艰难的“文革”时期，虽不能说是科研皆休，但所里绝大多数科研人员下放到农村茶区或湄潭茶场的屯子岩、永兴插队蹲点劳动，刘老当时未下放，因此良种品比试验、鉴定、良种短穗的扦插繁殖示范推广等工作都压在他的肩上，他只有一个心思，把多年研究的良种尽快提供生产。白天，太阳再大，仍坚守与员工一起，坐在茶园的小木櫈上，左手拿着良种枝条，右手用修枝剪一剪一剪的。就是从小处开始，一点点地去体识茶。

上世纪七十年代，到所、到核桃坝参观考察良种、密植免耕等的单位、茶人无数，推广到省内外的黔湄系列良种枝条或苗木上亿，刘老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但一到晚上仍见他在办公室练内功，爬方格。“文革”刚结束，他的第二篇大作问世－－1979年第4期《茶叶通讯》发表的“贵州茶树品种资源种类与起源”。紧接着笔耕不辍，令人瞠目结舌的第三篇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力作呈现茶界－－1981年第3期《茶叶通讯》发表了“再论茶的起源与原产地”，把茶的起源与原产地定格在古老的贵州，比过去许多有名专家学者提出的“茶树原产中国西南地区”迈进了一大步。

根据刘老二十多年对茶学的熏陶、修炼、苦干、实干、不断实践积累，又率先提出了茶树系统分类的建议。这三篇重要论文的发表，掀起了轩然大波，同时确立了他在中国茶树遗传育种学的地位与价值。

次年，刘老与邓老被中茶所之邀，参加《中国茶树栽培学》编写会议，无巧不成书，谁料到这部巨著的主编恰恰是40年前刘老的育种启蒙导师李联标。基于刘老在茶树资源、茶起源演化分类等方面有独到的体识与颇深研究，决定把该书难度最大、争议甚多的首节－－“我国是茶树的原产地”交于刘老负责编写。他不声不响用其玩茶一生的情趣，倾其一身心力，用一年时间完成了8千字的前人未写的典范之作，被业内大多学者认可。嗣后，日本最著名茶学家松下智，在我国著名茶学家陈椽陪同下，考察了四川、云南，欲想在贵州考察野生大茶树，并与刘老交流、商榷茶的原产地，当时考虑到贵州野生大茶树调研才起步，自己的家底还未摸清，出于科技保密，省、厅领导不予接待。

刘其志(左)在茶园进行科研

曾记得1977年6月8日，刘老约笔者同去道真调查黔湄系列良种示范推广与大茶树，当时交通不太便捷，一路辛劳，9日就徒步调查了红旗、富强、换金等乡村茶场；10日要去较远的双河、齐心、大堡、洛龙等茶场，当地带路的茶技人员说，去洛龙120里，有简便公路可乘拖拉机或卡车，走小路80里，但要翻过大堡梁子。当时刘老已五十有四，他毅然说走山路。大家无奈，一路上很难走，当爬坡上了1200米的大堡梁子，就是村办的大堡茶场了，这里是国营洛龙茶场，是道真最高寒、常年多雨多雾，易产生常见难治的茶树病害。在茶园调查中，刘老出于专业的敏感，发现黔湄419号良种生长较壮，并未发生饼病，平日言甚少的刘老豁然开朗言多起来，对着大家说:“419抗病作用最早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李联标先生在湄潭永兴茶场发现的，当时全场数千亩茶园遭受严重饼病。”育成一个良种要耗其一生光阴，顿时发现自己培育多年的良种有着特殊的抗病作用，这对一名一生就为育种的科研人员来说，真是莫大欣慰。此时，才清楚刘老为啥不走大路坐车，非走小路吃苦的原因。看起来这是一件小事，刘老一生就是认认真真对待每一桩小事。因为小事做好了，大事就成了。

清楚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笔者承担贵州茶叶科技史研究，对中央实验茶场这段重要历史了解甚少，刘老给予关心和帮助甚巨。除了他的育种资料外，平时有关该场的事与人，有问必答，虽静言轻语，但沉稳谦和，他和盘托出，吾诚心聆听，强记下说的每一句，受益匪浅，真谓一句值千斤。2005年，王正容走后，刘老是我所唯一曾在中央实验茶场工作的前辈啊！可以这样说，笔者所写过的有关中央实验茶场、象山、茶人、育种等方面的数十篇文献中，就有一半是刘老提供的素材。

刘老走了，精神未走，轶材斐然。一生简朴，长年嗜次烟，一生育成如此多国家级良种，自己却喝所里供应的炒青与片末茶；一生无争，无奢，悠悠至乐，已入超然之境；一生严谨治研，苦钻实干，游戈育种，铸成了刘老一生的高度和成就，无愧是现代中国著名的茶树育种学家，无愧是“新中国60周年茶事功勋人物”。哎！刘老走好，愿彼岸有好烟香茶！

来源：摘自《湄潭茶·故事》

整理：兰恩丽

编辑：何燕丽

一审：朱纯洁

二审：夏晖、尹开创

三审：李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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