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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十大配资平台基建投资增速虽有高位小幅回落

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评论及下半年走势预测

今年4月，关税冲突急剧升级，对中国外需的影响显著增强。尽管最近在瑞士的贸易谈判初步达成协议，但对后续谈判进程不宜过于乐观。谈判进程可能受到特朗普多变的性格以及其内阁不同势力博弈的影响，同时与其他国家的谈判结果也可能对中国的后续谈判产生影响。4月数据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尤其是外贸出口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压力之下仍延续了向好的发展态势。

具体来看，工业生产维持较快增长，生产制造保持较强态势，尤其在“两新”政策加力扩围的背景下，装备制造业表现突出。投资端方面，基建投资增速虽有高位小幅回落，但整体处于较高水平。近期社会融资规模尤其是国债、地方债及特别国债发行迎来高峰，推动基建有望延续高增长态势。同时，科创再贷款及债券市场科创债等一系列扩容措施，使得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投资增速维持较高水平。相比之下，房地产投资降幅有所扩大，商品房销售和房价回升的动力边际减弱，表明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可持续性仍需进一步观察。在民生消费领域，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显现，但其可持续性仍待观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中速增长，但当前供需结构尤其是内需方面仍需改善，工业生产产销率处于历史同期较低水平，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态势的可持续性也有待观察。在此背景下，扩内需政策的适时加力值得期待。

下半年宏观经济形势中，外需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尽管4月份出口实现约9%的增长，表现较为强劲，但二季度依然会受到一定冲击。不过日内瓦贸易谈判后，近期我国部分港口对美出口和集装箱港口增长达300%，5月出口依然会有韧性，部分原因是“抢出口”现象依然存在。当前美国对我国总体关税水平约为42%，仍偏高，对我国外贸经济有一定扰动。但美国下半年感恩节和圣诞节等节日前仍有大量来自中国的商品。近期的贸易扰动与外需需求相互交织，而特朗普性格多变，2018年12月谈判曾缓和，2019年5月又冲突，同年6月再次缓和，8月又陷入新困境。因此，贸易摩擦的长期性需要纳入考量。

内需方面，当前的政策，特别是“以旧换新”政策已取得一定成效，五一期间的表现也印证了这一点，但其后续可持续性仍需进一步观察，从长期来看，存在一定透支未来需求效果以及边际效应减弱的可能性。因此，市场期待后续能有增量储备政策陆续推出，以确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下半年仍能获得有力支撑。

“以旧换新”政策的后续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特别是在汽车领域，今年底是否会出现边际效应减弱的情况，相关数据将陆续反映出来。四季度消费可能面临一定程度的下行压力。此外，“两新”领域的增量是否会向服务业拓展，以及其他储备政策措施是否会进一步推出，都可能在7月份政治局会议后得到明确。综合来看，中美贸易谈判的复杂性以及关税扰动下的经济韧性，使得二、三季度经济增长维持在5%的目标仍面临挑战。

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政策建议

1、优化财政投向

在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背景下，应坚定不移地强化国内大循环，这对消费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关税摩擦的90天暂缓期内，市场对稳增长和促消费的紧迫性担忧有所缓解。然而，从长期来看，坚持办好自己的事情，增强国内大循环是重要选择。随着逆全球化趋势日益凸显，发挥国内大循环中流砥柱作用必不可少。

在此背景下，为使国内大循环稳定并增强，需优化财政投向。近年来，投资端的财政效应有所减弱，应更多侧重于消费政策。通过DID模型初步测算发现，2024年四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杠杆系数较高，但部分耐用消费品存在潜在的透支效应。因此，后续应将政策范围扩大至服务消费和出口转内销的产品，并加强建立提高消费倾向的社会保障体系，如生育、养老、医保、失业等，多措并举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大力发展服务消费，清理现存的消费限制性措施，以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

2、生育补贴

经过测算，生育补贴的短期杠杆效应较为显著，且中长期杠杆效应将进一步增强。因此，需尽快研究并出台完善生育支持措施，包括中央和地方层面的育儿综合补贴，涵盖孕产、保健医疗配套以及孕幼服务和幼儿教育等一揽子支持制度。

为何生育支持具有较高的确定性？一方面，生育支持能够传导至内需消费和房地产市场，如呼和浩特、湖北天门和四川攀枝花等地的政策已与当地房地产市场进行了综合配套。另一方面，从“投资入人”的角度出发，政策导向已从传统的基建投资转向对人的投资和内需消费，各地也存在地方激励机制。此外，人口因素是许多转移支付的重要依据。与东亚邻国相比，中国人口出生率已接近日本，而韩国生育率更低。韩国早在2005年就成立了低生育率及高龄社会委员会，并从2006年起每五年发布一次生育社会基本规划。日本则设立了“儿童特别公债”以保障生育支持的财政资金，应对长期投资需求。

呼和浩特的生育支持模式如下：生育一孩可一次性获得1万元育儿补贴；生育二孩可获得5万元补贴，其中每年发放1万元，直至孩子5周岁；生育三孩及以上可获得10万元补贴，后续每年发放1万元。申请该补贴的夫妻双方户籍需均在呼和浩特，或至少一方户籍在呼和浩特。在义务教育阶段，二孩入学可享受“幼随长走、就近择优”的政策，三孩及以上子女可在全市范围内自由选择学校，取消户籍限制，享受平等待遇。

若将呼和浩特的育儿财政现金补贴模式推广至全国，初步估算，每年对千万新生儿的补贴约为1000亿元，若包含二孩三孩补贴，总额将增加540亿元，全国一年的生育补贴约为1600亿元，这一规模相对合理。该政策将对出生率的下降起到托底作用，使出生率的下降趋势更加平缓。

同时，该政策能够改善预期。生育年龄的父母通常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育儿补贴能够迅速转化为实际消费，例如奶粉、幼儿教育以及孩子成长后的旅游等，这些消费行为不仅会体现在当年，还会延续至后续几年。因此，从短期和中长期来看，这一政策对促进消费和落实人口政策都具有重要意义，值得考虑大力推行。

近期，一些中西部城市开始实施育儿补贴政策，这一现象值得关注。这些经济相对弱势的地区为何能够承担此类补贴？研究发现，这些地区的财政负担相对较轻。一方面，补贴资金来源于当地政府，包括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及国有企业的分担。例如，合肥市规定，夫妻双方均为本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职工的，育儿补贴由双方单位各承担一半；若一方为上述单位职工，则由该方单位全额发放。云南省2020年发布的生育支持政策中，一次性生育补贴由省级政府根据市上一年度出生率动态承担，省市按6:4的比例分担。湖北天门市作为县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30亿元，但其鼓励生育的投入占比不到2%，财政负担较轻，预计三年内投入3亿多元用于鼓励生育，有望多生育3000多个小孩，其生育率已由负转正。四川攀枝花市GDP在四川省处于中游水平，但人均GDP位居全省第一。2021年，攀枝花市对650名符合条件的新生儿发放补贴95万元；2022年，补贴超过2000户，育儿补贴总额超过1000万元，地方财政收入为84亿元，整体负担较轻。

中西部地区通过化债和转移支付改善了地方政府的现金流，财政赤字占比的提高有望增强各地对生育的支持力度，并构建中央与地方协同的生育支持框架。若将此类措施推广至全国，在7月份政治局会议讨论对冲外需下滑和内需压力的背景下，可考虑增发1.5万亿至2万亿元特别国债，其中2000亿~3000亿元用于生育补贴，补贴标准可高于呼和浩特模式。此举将显著提振全国出生率，缓解育龄妇女和年轻夫妇的经济压力，并有效提升当年消费水平。

国际经验显示，日本和韩国的出生率下滑趋势有所遏制，其中日本近年出生率甚至有所企稳提升。2023财年，日本政府将生产补助金一次性从42万日元提高到50万日元。此外，针对0~3岁儿童，每月每人发放1.5万日元；3岁至高中毕业的儿童，每月每人发放1万日元。多孩家庭的生活补助也得到适当提高，三孩及以后的小孩，每人每月可获得3万日元补贴。以二孩为例，从出生到18岁，累计补贴金额为284万日元，折合人民币不到14万元。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2024年初，韩国推出新政策：家中有1岁以下婴儿的父母每月可获得100万韩元补贴，相当于5400元人民币，较前一年增加了30万韩元；抚育1~2岁幼儿的父母每月可获得50万韩元，约合2700元人民币，较前一年也有所增加。

鉴于东亚地区在文化及出生率方面具有相似性，中国可以借鉴韩国日本等国的成功经验。当前中国出生率下降速度较快，建议生育补贴相关政策尽快执行，这不仅有利于长期人口政策的实施，也有助于提升当年的消费水平。

3、尽快落实落细稳就业的政策组合拳

今年我国就业形势严峻，应届高校毕业生规模达1222万人，脱贫人口规模保持在3000万人左右，对美出口产业链初步估算涉及约3000万人就业，假如对美出口减少1/3，可能会影响1000万人就业，外贸企业面临较大就业压力。因此，需尽快出台稳岗返还、担保贷款、就业补贴、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扩大以工代赈等措施，同时加强就业公共服务，且政策力度建议适当加大。稳出口和加强经贸合作的相关措施也在推进中，特别是对长三角、珠三角等出口和外贸依存度高的地区，应实施针对性的一业一策、一企一策支持措施。

4、地产财富效应

房地产市场仍需较大政策力度支持。5月8号起，中国人民银行下调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50BP，下调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10BP。随后，商业银行公积金贷款利率下调25BP，LPR也下调了10BP。

展望下半年，货币政策方面，期待今年在适当时机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下调50BP，LPR进一步下调20~30BP，以持续降低购房贷款成本。

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加大闲置土地及保障房的收储力度，放开一线城市限购政策，并注重货币化安置及加大城市更新改造的规模。通过综合施策，使房地产市场与股市一样实现稳定，稳固居民财富效应，提升消费边际倾向，从而使内需和内循环在全球经济博弈及逆全球化进程中成为我国稳定可控的需求支撑。

（作者系招商基金研究部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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