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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里、丁玉隽年轻时

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杰出代表，因敢于挺身而出，坚决抵制三门峡工程，遂成为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中的翘楚。其英勇事迹，被后世传颂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典范。

丁玉隽，同盟会初创成员之一，国民党资深元老丁惟汾的千金，黄万里的贤内助，她早年赴日本深造，随后在清华大学担任教职。

黄万里，我的丈夫，于1911年诞生于上海。他是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第三子。1932年，他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随后，他于1934年远赴美国，先后在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以及伊利诺大学深造。至1937年春天，学业有成，他毅然回到了祖国。

1935年，黄万里于伊利诺伊大学。

“请别再来。”

1937年，黄万里先生归国时乘坐的轮船途经日本，恰逢我国正值春假期间。往昔，我们每次返国皆乘坐日轮，其中一位来自上海的活泼同学提议，此次不妨改乘美国船只，一睹美轮美奂的服务水准。因此，我们决定搭乘途经横滨的美国航线，而恰巧黄先生也身处同艘航船上。

我们从东京搭乘火车前往横滨，随即登上船只。在那儿，我们这群年轻女孩与黄万里他们那群刚从美国归来的小伙子不期而遇。

他们的年纪与我们相去甚远。我与黄先生之间，年龄相差六载，当时便觉得他已是年长之人，必定拥有丰富的社会阅历，然而对他的印象却并不佳。我自认年纪尚轻，似乎在他眼中，我不过是个孩子。他保持着孩童般的纯真与真诚，情感充沛，与他相处，我感到无比安心。在船上共度了两日一夜，离别之际，我们彼此留下了联络地址。

不久后，他自南京下车，手提着那只小巧的箱子，手持自己的履历，径直前来寻我。我几乎已将此事忘却，他给我的印象是相当成熟，但从未想过能与他成为朋友。当时我尚在求学，就读于女子学校，与异性交往甚少，更未曾想过要寻觅一位男朋友。

丁惟汾

第一次他来我家时父亲没看见，第二天再来时，父亲看见了就问我，怎么认识的？我说在船上认识的。父亲又问我，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我说他是上海人。父亲说，上海人是靠不住的，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让他到家里来。我说，我又不是只给他留了地址，而是给大家都留了，以便以后互相联系。父亲亲自到客厅对黄万里说：“此后，请你不要再来访了。”

昔日，南京某机构接纳了一批归国的专业技术人才，我姐夫便是其中一员。黄先生由此结识了我姐夫，进而与我们家建立了联系。当时，姐夫与姐姐正筹备婚礼，我们时常欢聚一堂。然而，父亲对我们的婚事持反对态度。黄炎培老先生闻讯后，特地请了一位友人前来提亲。然而，那位友人因恐遭父亲拒绝，犹豫不决，致使婚事延误了数月。后来，黄老先生又亲自找来我父亲的秘书陈希豪进行沟通。陈希豪与黄老先生交情匪浅，为人仗义，深得父亲信任，于是婚事得以顺利成章。我也欣然同意。

随着抗战的爆发，上海陷入战火，南京城开始撤退。我无法再返回日本，亦无地可继续学业。在那个动荡的中国，家有女儿的家庭无不急于促成婚事，以求避免额外的困扰。而我当时却并无太多忧虑，认为黄先生为人老实可靠。他偏爱那些自然、质朴的人。按他当时的条件与关系，本可寻觅到众多貌美的女大学生，然而他却并无此意。

黄万里、丁玉隽伉俪

他驾破吉普来婚。

随着国民政府的瓦解，众多人士纷纷退守后方，我家亦迁至庐山。彼时，黄万里已在四川水利局谋得一份职位，即将赴川。他驾驶着父亲那辆破旧的吉普车，来到庐山与我完婚。鉴于战事纷扰，我们的婚礼颇为简朴。黄老先生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已从南京迁至武汉。婚礼结束后，我们亦需途经武汉前往四川。原本那只是一辆破旧的汽车，但黄老先生却舍不得丢弃，便允许我将车开至武汉。随后，他驾车穿越九江，然而车至长沙时却故障频发，无法修复，最终只能将车丢弃在长沙。我们随后从长沙乘坐火车抵达武汉。

在武汉，我有幸遇见了黄老先生，他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为我们精心筹备了前往四川的各项事宜，连前往宜昌的船只都是由他协助我们安排的。我们乘坐船只抵达宜昌，然而民生公司已无船只可供，无奈之下，我们只得租赁了一艘木船，逆流而上。这一路颇为艰险，翻船的风险极高。幸运的是，不久后，我们遇到了一艘从南京驶来的难民逃难船只，我们便舍弃了小船，转乘上了这艘大船。更巧的是，我们的家人恰好也在那艘大船上。

四川，那片土地承载了我们生命中最为珍贵的八年时光。在这段岁月里，我们迎来了六个孩子中的五个。其中，第三个孩子便是在一处工地旁呱呱坠地的；那时，黄先生正致力于三台涪江航道的整治工作，而我们的孩子便是在那繁忙的工地中降临人间的。

居于江畔的高岗之上，我们居住在茅草搭建的小屋之中。1940年，三台城遭受了轰炸，我们暂居于县城一位银行行长的宅邸，家中的孩子们便在门口附近活动。对面的街道上，一枚小型炸弹爆炸，幸而无人受伤。若再有炸弹落下，后果不堪设想。随后，水利局的工作人员纷纷出动，清理那场轰炸留下的废墟与残骸。

在四川的岁月里，货币贬值现象严重，使得工程人员难以仅凭薪水维持生计。鉴于此，黄先生毅然决然地创立了长城公司，承接各类工程项目，其中包括为美军修建机场和宿舍。那些机场成为了美国飞机起飞轰炸日本的基地。然而，随着抗战的胜利，这家公司也随之落幕，工程人员各自寻求新的发展，黄先生则重返南京水利部门。

起初，水利部门派遣他赴江西，不久后，他又被派往甘肃担任水利局长一职。初到甘肃时，我们对此地并无好感。然而，随着居住时间的增长，我们逐渐发现那片土地别具一格——夏季凉爽宜人，蚊虫罕见，且瓜果丰盛，如著名的哈密瓜。在那里，他全力以赴，带领老部下开展了众多工程。黄竞武二哥在上海遭不幸遇害后（注：黄竞武系黄炎培次子，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原主席黄孟复的父亲。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残忍杀害），甘肃省主席对他关怀备至，劝他速离此地，以免遭遇不测。于是，他安排我们一家前往上海。当时，上海已被解放军重重围困，我们于深夜抵达机场，却因局势紧张无法离场，直至次日清晨才得以离开。此后，我即在沪等待解放。他从甘肃卸任后，转赴香港，继而抵达上海。

1948年，黄万里在甘肃为水利工程师授课。

反对“三门峡”工程

1949年，随着上海的解放，东北农林部迅速踏上招聘之旅，力邀志士前往建设家乡。黄万里亦毅然响应，踏上了征程。我们于8月从上海出发，历经数日，于9月18日抵达了沈阳。在东北水利局度过了寒冷的冬季，次年，即1950年，黄万里前往唐山交通大学深造。

在唐山，黄先生初尝政治运动的苦涩。他的同事沈智扬不幸被冠以“贪污”的恶名，黄先生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若你真的贪污，则须勇于承认；若你清白无辜，亦不宜无端辩解，徒增误会。”这段对话不幸被工人们听见，黄万里随即受到举报，成为了怀疑与审查的对象。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黄万里调到清华大学。1956年，黄万里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的“三门峡”规划方案，坚决反对上马“三门峡”工程。他在大会上说：“你们言‘圣人出，黄河清’，我却认为黄河之清非福，而是祸。《中国水利》杂志在1957年第7期中记录了当时的会议情况，其中包含了他在会上的发言。然而，第8期和第9期杂志却分别刊登了对他的批判文章。无论是批判者的言辞，还是他在会上的原话，都是不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如今，三门峡的问题已是显而易见，各类杂志和网络平台上充斥着相关资料，众人皆有所目共睹。然而，在他生前，鲜有人将他的观点视为重要。

1957年春，黄万里在清华校刊《新清华》发表短篇小说《花丛小语》，批评“三门峡”工程。清华大学多次开会批判他。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时，他说：“即便伽利略曾身陷囹圄，地球依旧按照其轨迹绕日运行！”尽管我并未亲耳听到他如此言辞，但他的这番言外之意，无疑是显而易见的。

清华大学水利系的胡家博、李亚莉教授，以及昔日的学生党治国、李晓凤、张锡彩等人，亦因黄万里先生的辩护而遭受了“右派”的标签。其中，党治国承受了极大的苦难，甚至一度面临生命危险，险些遭致枪决。尽管黄先生在单位遭受了严厉的批判，然而归家之后，他仍旧投身于日常，继续阅读、沐浴、外出散步，这些遭遇并未能阻挡他，亦未曾动摇他的意志。

自被打成右派后，他起初被分配至密云水库工地进行劳动。我曾前往工地探望他，他当时居住在半地窖中，既寒冷又饥饿。直至1960年，他才得以从工地上撤回。

密云水库工地

那是一个生活节奏紧凑的时期，我们寓居于清华解放前所建的新林园平房之中，院落宽敞。他在院中种植了玉米、南瓜以及各式豆类，尽管他之前未曾有过种植经验，但他的成果却十分丰硕。即便到了1964年，院中还留存了数百斤的老玉米，最终都被用来喂养家鸡。当时，北大有几位男同学，每周都会来我们这里用餐一次。在文化大革命最为激烈之际，我们被迫搬离，职工们纷纷搬入，两家人共居一室，院中更是加盖了许多小屋。

1966年，“文革”的浪潮席卷而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闯入我家进行抄家，却并未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8月24日，我应校医院之召，被要求参加一场会议。然而，会议结束后，他们却禁止我返回家中，而是让我留在办公室等候。当我终于回到家中，却发现黄万里已被红卫兵残忍地殴打至遍体鳞伤，血迹斑斑。

随后，黄先生亲自为周总理书写了一则简短的书信，其具体内容虽已淡忘，但无疑涉及了清华大学发生的殴打事件。我将此信送往国务院接待室。数日后，相关部门派遣人员抵达清华，明确宣布禁止任何人进行殴打行为。

1969年，我们被派遣至江西鲤鱼洲的血吸虫疫区。不久后，其中一些人不幸感染了血吸虫病。我们被安置在类似兵营的大仓库中。黄万里遭受了严重的批斗，精神几近恍惚，以至于他自己都难以分辨自己是否被误解为特务。甚至，他向长女写信，恳请她协助回忆，以确认他是否真的被误认为特务。

1970年6月的某日，黄万里不幸中暑，高烧不退。然而，那两位领导却无情地对他施加压力，声称只有体温升至39度，他才能免于劳作。

1971年，我们方才结束江西之行，重返北京。然而，黄万里先生在北京停留仅仅半个月，便被下派至三门峡水库，负责打扫厕所。由于身体状况欠佳，他的前列腺出现异常，病情严重到出现血尿。直至“四人帮”覆灭，他才有机会返回北京，寻求治疗。

“持续写作至力竭”

1978年，身为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的黄万里，成为全校最后一位摘除右派帽子的教师。彼时，他已步入退休生活，实际上应称作离休。

在1949年10月之前投身革命事业的人员可被认定为离休干部。而他，自1949年8月起便参与了上海的一次招聘活动，担任东北水利局的顾问，自那时起便享受着供给制待遇，并无固定工资收入。然而，清华大学并未将这段经历纳入考量，仅将其定性为退休。恰逢小女儿诞下新生儿之际，我恰巧前往美国。临行前，我曾叮嘱她务必知晓自己应当享有离休待遇而非退休，然而清华大学仍旧为其办理了退休手续。回国后，我指出此误，并要求他们展开调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调查却依旧毫无所获。

昔日担任清华校长、曾主管东北农林局水利工作的刘达指出，无需再进行调查，我清楚黄万里抵达东北的时间——那是在1949年9月，他理应被认定为离休。于是，清华方面随即终止了对他的调查，并将其身份调整为离休。

离休，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荣誉，不仅享有工资的全额待遇，与退休的80%以上有所区别，更关键的是，在公费医疗方面，离休人员能够享受到全额报销的福利，这一点尤为关键。若非得益于离休的优待，他在后续的五次手术中，工资甚至不足以覆盖医疗费用。

即便已经退休，黄先生仍旧坚持授课，乐于分享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成果。这并非出于任何额外利益的考虑，毕竟他授课并非为了加薪。在解放前，他已是二级工程师（相当于教授），直至离世，他的职称依旧未变。尽管如此，他并不介意。然而，这背后反映出的是资历的积累。若一个人几十年间始终停留在二级工程师的级别，那么这期间他又具体做了些什么呢？

彼时，学校提议他申请担任博士导师。他自信地表示，凭借自身的资历与学识，无需申请，便足以胜任此职。他强调，若众人认同其具备指导博士的能力，自应直接聘请，无需他亲自申请。尽管他未曾主动申请，然而学校相关部门却表示，若非主动申请，便无法担任博士导师。因此，他至今未曾担任过博士导师。

自80年代三峡工程启动之际，他即坚决反对，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文章，致信历任总理，阐述自己的观点。即便身处右派身份，他依旧未曾停歇，直至力不从心。他坚信，唯有笔端所至，而采纳与否，则全凭领导者的决断。

他一贯坚持真理。

自1998年长江遭遇洪水之灾，黄万里先生深感昔日水利教学之不足，遂向系方递交了书面申请，详列讲义内容，恳请授课。系领导欣然应允，为他精心安排了一堂面向研究生及教师的讲座。黄先生对此感到由衷的喜悦。那一年，他已年届八十八岁，且身患癌症。尽管如此，他仍坚持要求身着白色西装，搭配红色领带与黑色领巾。他深知，讲授知识并非易事，唯有着装得体，方能更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课堂上，他始终站立授课，亲自书写板书，展现了一位资深教育者的严谨与敬业。

200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水利系为黄万里先生举办了盛大的90华诞庆祝活动。在此之前，黄先生曾表达出希望乘坐轮椅出席的愿望，然而自19日起，他突发高烧，遗憾未能如愿参加。不幸的是，他在27日与世长辞。

200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了赵诚所著的《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该书内容翔实，每一篇材料均经过严谨的考证与核实。（黄万里）在撰写文章时，他总会详细标注年份、月份与日期，这一习惯既是他个人的坚持，亦是他父亲黄炎培所传授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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